許智宏，北京大學第30任校長，也是第一位北大畢業(yè)生任北大校長。1999年12月13日，許智宏登上北大圖書館報告廳的講臺，57歲的他動情地說：“我沒有想到自己在這個年紀重返北大。”2008年11月11日，在他離任前夕，他在學生宿舍和稱他為“許爺爺”的學生們一起唱起《隱形的翅膀》，被媒體稱為“最具個人魅力”的校長。
在正式離任的公開信中，許智宏寫道：“今年我已66歲，已經(jīng)完成了9年北大校長的歷史使命，功過是非就留給后人去評說吧。”
在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的時候，許智宏在《邁向一流大學之路》的講話中說，百年校慶以來的這10年，創(chuàng)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被正式確定為國家戰(zhàn)略，北大迎來了建校以來最好的發(fā)展時期。
問：回首在北大工作的9年，您最先想起的會是哪些人和事？
許：時間過得非常快，很多事情就像發(fā)生在昨天。我記得剛來的時候，第一個去看望的學生群體就是在昌平園區(qū)學習的本科一年級的同學。想當年昌平園區(qū)開工建設的時候，我作為生物系一年級的學生曾在那里勞動過。記得當時條件非常艱苦，飛沙走石的。我也到校本部的學生宿舍去看過，基本上和我上學的時候差不多，很有感觸。離開母校三十多年了，但大部分宿舍還是很陳舊，只是由我當學生時候的8人一間改為6人一間。當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定要盡快改善學生的學習生活環(huán)境。
雖然我們說“大學非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但我覺得，大師很重要，但沒有大樓也不行。60年代的燕園，學生不到1萬人，而現(xiàn)在在燕園的全日制學生就有2.5萬人，教師的數(shù)量也增加了。所以，這些年，學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能給學生、老師提供更好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的環(huán)境。
北大很大，事情要一點一點地做。我也不愿意校園里一天到晚都是工地，有好多吊車。我本來希望在我任上把北大的重大基礎建設都搞完了，使得同學們、老師們有一個比較安定的條件，接替我的校長可以安安心心，全力以赴搞好教學科研�？偟膩碇v，9年來我做了很多努力，也總算做了一些事情，但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有些遺憾。
問：您接任校長前在科學院擔任領導工作，當時是怎么回到北大的?
許：當時，中科院和教育部的領導和我談。我給愛人打了個電話，說讓我去北大當校長，怎么樣？她說“你自己決定吧。”我就同意了，我想，如果在我人生的一段時間，能夠為自己的母校做一點貢獻也很好。當時并沒有經(jīng)過太多的思考。
我的家人在上海，2000年春節(jié)回家，在機場碰到當時科技部的一位副部長，他也是北大畢業(yè)的，比我高一屆，我們曾在中科院共事多年。他講話很風趣，說，“許老弟，你到北大去也不征求一下老兄的意見，這個地方你好去的��？”當年見到好幾位熟悉的大學校長，也都問我，你好好的中科院副院長不當，還往火坑里跳？當時回北大工作，是出于對母校的情感，完全沒有想到當北大校長會這么累。
中國校長要管得太多。有時候我很羨慕外國的校長，他們基本上只管學校的大的發(fā)展戰(zhàn)略、“籌錢”和“挖人”。記得當時國家要求后勤全部社會化，把學生宿舍管理、餐廳經(jīng)營社會化。很多國外大學就是這個樣子，但這并不完全符合我國國情。比如說，學校的餐廳對于學生來講太重要了，在現(xiàn)階段，如果伙食的價位隨市場波動，就會影響同學們的生活和情緒。想問題，必須考慮中國的特殊情況，問題不是那么簡單，可以一下子解決的。所以當時北大也就沒有簡單地把餐廳經(jīng)營交給社會管理。
經(jīng)過這些年，我覺得，校長的工作的確很累，太累了。不僅是精力上的累，精神上也很累。當然了，在北大工作的日日夜夜也是苦中有樂的。
問：經(jīng)過9年的實踐以后，您現(xiàn)在如何理解大學校長的角色？
許：大學就是一個大家庭，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大學校長就是一個家長的角色。“家長”，就要注意到方方面面，必須兼顧到不同群體的利益，經(jīng)常和他們交流。學生、職工、老師關心的東西都不一樣，本科生和研究生不一樣，教授和講師關心的事情又不一樣。作為校長，當然不可能什么事都馬上就做，必須有個輕重緩急。
北大的工作難，也是在這個方面。比如，由于燕園里有不少歷史古跡，我們造一個樓就要考慮周圍的建筑能不能動，會不會受影響。奧運乒乓球館邊上的治貝子園，還有幾棵古樹，原來的設想是整體平移，現(xiàn)在一些古建筑都是這么保護的。這樣奧運體育館可能會更整齊，周邊環(huán)境也更寬敞。實際上那次施工過程中失火，因為路太窄，救火車都進不去。文物保護下來當然非常好，但也暴露出來很多問題。
所以北大的事情，難就難在這個地方，要找到各方面的平衡點不是那么容易的。這樣做事情，步子可能會慢一點，但是可以取得大家的理解。
在2003年北大人事改革的時候，許智宏曾說“北大不改革沒有出路，因為即使不動的話，再過5年，還是國內(nèi)第一流的大學。但是15年以后怎么辦？”這些年，北大在教師聘任制度、研究生獎學金制度、校務公開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問：這些年北大出現(xiàn)了很多變化，您也推動了很多改革。您覺得這些改革中，難度最大的是哪一個？
許：我是搞自然科學的，我覺得像中國的改革一樣，大學的改革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有人問過我，到北京大學上任，有沒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在工作中，我不主張“三把火”，就像搞研究，都是要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不能說來了一個校長，把前任的推翻重新搞一套東西。大學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系統(tǒng)，她經(jīng)不起一天到晚的變動。所以我講，北大需要一個穩(wěn)定的時期，不能老變，老出新的政策。對于北大來講，我所希望見到的是穩(wěn)中求進。
改革需要理解，讓每一個人知道為什么要改，才能得到更多支持。一個改革如果大部分人都反對，那就很難推行下去。我覺得，北大的大部分改革基本上都是這樣。比如元培班，坦率地講，當時在教師當中也有不同意見，但經(jīng)過大量的工作，我們還是把它當作試點，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全部推廣，改變大家的觀念還需要時間，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積累經(jīng)驗。
問：北大2003年的師資人事制度改革引起了很大的社會反響。當時學校為什么下這么大的決心推動它？
許：這次改革是比較激烈的。當時正值世紀之交，北大每年有一大批老教授退休。如果這時候我們有一個好的人事政策，能夠制定一個好的規(guī)則，將來的人員有進有出，能夠不斷地選拔優(yōu)秀的人才，這對于建設一支優(yōu)秀的教師隊伍將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我們也希望穩(wěn)妥地推進改革，但是因為北大的特殊情況，還是引起了社會上極大的反響。
實際上，北大的教師人事制度改革的方案還是反復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才推出的。比如對文科，經(jīng)過了解，文科培養(yǎng)一個人才比理科時間長，所以給理科的副教授兩個聘期，給文科的三個聘期。
有人講最終出臺的改革方案是一種妥協(xié)，我不這么認為，因為本來第一個方案出去就是征求意見稿。一個重大的政策，正式出臺前聽取各方面意見，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畢竟改革涉及每個老師的切身利益，作為北大，更要兼顧各方面意見。當然，個別院系出現(xiàn)了一些實際問題，但不能因為個別的問題影響整個政策的執(zhí)行。
我們的師資人事改革的方向無疑是正確的，目的是能夠更好地調(diào)動教師的積極性。但在措施上必須非常的謹慎。
前兩天有記者問我，許校長你要離任了，你們的人事改革還在搞嗎？我說，我們一直在穩(wěn)妥地推進。媒體總是希望看到北大一下子解雇了多少人。解雇不是我們的目的，一個好的人事政策必須能夠更好地調(diào)動大家的積極性。這些年，有些老師從北大出去了，但是也有老師進來了。北大就是希望逐步形成一種人才流動的格局。我覺得，北大的副教授到別的大學當教授很正常。只有中國的大學教員真正形成了這種流動的局面，全面提高中國高等教育的水平才有可能。
問：近幾年，學校的建設步伐很快，很多老樓被拆，引起了討論甚至非議。您如何看待這些意見？
許：同學們有的時候很浪漫，有一次我參加學生的演講比賽，一個男同學說自己住在28樓，聽說學校要把28樓改建了，覺得他幾年的大學生活即將消失。我在演講會的即興發(fā)言中說了，我對同學們對學校一草一木的感情完全理解。我也一樣，我曾經(jīng)住在34樓，老房子已經(jīng)沒有了，改建成了新的女生宿舍。但是北大在發(fā)展，我們不能把28樓那個破舊的形象留給以后的同學。
從這一點來講，我既理解同學的感情，但也希望同學們能夠理解學校。我們這么做是希望努力改善同學們的生活條件，要辯證地看學校的發(fā)展。的確有很多重要的東西要保留，但學校要發(fā)展，北大就這么一塊地，不能什么都留著。所以我們做出了一個校園建設的規(guī)劃，根據(jù)文物保護的要求，確定哪些地方是不能動的，對未來的建設也有一個整體的框架。
許智宏始終認為在大學“陶鑄群材、發(fā)明新理、引領文化、服務社會”四個使命當中，培養(yǎng)人才是最核心的一個。
問：您說過：“北大不是培養(yǎng)‘書呆子’的地方，而是要給學生比較寬松的環(huán)境，培養(yǎng)自己的興趣。”如何實現(xiàn)這一點？
許：大家都講教師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要通過教育來改造或者塑造一個人的靈魂。在這種師生關系中，我覺得更多的是把老師作為主動的，學生是被動的。我是個植物學家，更喜歡把老師看作花園中的園丁�；▓@中的各種植物都不一樣，但它們都是這個花園中重要的成員。園丁就要根據(jù)不同的植物為它們提供最好的生長條件。所以我覺得大學就應該為同學們的成長提供一個最好的土壤和環(huán)境。
幾年前，一個理科院系的女孩子寫信給我。她在班上成績非常不錯，還是班干部，但是她對理科沒有興趣，實在太苦惱了。她找了班里的老師，老師很奇怪，你是班干部，成績又這么好，為什么要轉(zhuǎn)系轉(zhuǎn)到文科去��？她實在沒辦法，就寫了封信給我，說許校長，我所有的業(yè)余時間都在看文科的書。我后來轉(zhuǎn)給林校長和教務部門，請他們研究一下。我說與其讓一個同學再苦惱兩年，為什么在北大的環(huán)境下不能讓她追求自己的愛好。當然，轉(zhuǎn)系也要進行必要的考核，但是我們應該提供這樣的環(huán)境，讓同學們有更多的選擇。
許校長給教師頒獎
這幾年我們轉(zhuǎn)系的百分比，從當年的5%可以放到20%了。元培班的開放程度當然更大了，但全部放開一時還做不到，比如，理科院系的實驗安排要根據(jù)實驗室的容量，所以要有序地放開。我們提倡有更多的選擇。我60年代上學時，只有一個模式，同班的同學課程都一模一樣，完全沒有任何差異�，F(xiàn)在不管怎么樣，同學們有很大的選擇余地。這是我們北大應該做的。
問：但是可能一個學生在一個地方學很多年，他以后會成才�，F(xiàn)在同學興趣很多，有條件做各種事情，最后可能一事無成。這怎么辦？
許：當然不同的人還是有區(qū)別的，跟你以后要做的工作也有關系。有的可能需要培養(yǎng)廣闊的視野，有的需要專一些，比如科學家。“寬和深”是相對的。我認為大學是打基礎的階段，還談不上太專。真正的科學家，在大學畢業(yè)以后通常還是需要長時間的實踐和鍛煉。
在比較寬松的條件下，有的同學往往把握不住自己，這是個問題。這跟來北大之前的基礎教育是有關系的，基礎教育現(xiàn)在基本是應試教育，大家進入大學以后，很長時間還是不知所措。我希望這種狀況能逐步改變。
我們把學分減到140分左右，在全國高校中是比較低的了。目的是減了學分以后，給同學們更多的時間開闊視野，多看些參考書。但結果我們的同學，40%都選第二學位了。4年要讀完兩個學位，是很辛苦的。面對全社會的就業(yè)壓力，很多同學想在大學盡可能多學一點，可以理解。但是在這方面，大家還是應該學會怎么把握自己。
坦率來講，一年級進來的時候，北大和清華、復旦、交大的同學，我覺得在本質(zhì)上沒有多大的差異。高考的時候差10分、20分、30分、40分，我個人認為沒本質(zhì)的差別。北大招來的學生，各省市的錄取分數(shù)也不一樣，分數(shù)低的也不是說不行。關鍵是能不能給他一個最好的教育。要尊重人的選擇，給他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這是這些年來，北大所堅持的。
問：您剛才說學生剛考來的時候，北大、清華和其他一些高校是差不多的，那您希望他們走出北大校園的時候，是什么樣子？和其他學校有什么不一樣？
許：當然有很大的不同。不同體現(xiàn)在追求的目標和風格上。北大的學生善于思考，喜歡打破砂鍋問到底。我上學的時候，教我們有機化學的張滂院士到宿舍來給我們答疑，我記得問他一個問題，他說“答不出來”。大家覺得很驚訝。他說，“問題都答得出來，還要科學家干嘛？”作為學生，敢于在老師面前提問，有時候問題還很尖銳，這一點是很好的。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特點，這沒什么不好。學校就要有自己的風格。
幽靜的北大校園，綠草如茵
北大的傳統(tǒng)與這所學校的歷史有關。畢竟從全世界來講，沒有一所大學像北大這樣與一個國家、民族的發(fā)展關系如此密切。所以北大的師生也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不管他為社會接受與否。比如我們的老校長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當時受到了舉國上下的批判，但他依舊追求真理。從他身上體現(xiàn)出了他曾說過的，“北大主義”即“犧牲主義”的精神。這是北大歷史所塑造的傳統(tǒng)，但是這并不影響大家個性的發(fā)展。我覺得這是這所大學的成功所在。
隨著中國傳媒的迅速發(fā)展，社會對于北大一舉一動的關注也越來越多，“北大畢業(yè)生賣豬肉”、“北大拒絕游人參觀”、“北大蓋五星級飯店”等備受爭議的報道見諸報端、網(wǎng)絡，其中不乏對于北大的“誤讀”。
問：近些年來，常有關于北大的負面新聞出現(xiàn)。您覺得北大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有沒有受到影響？
許：對北大總有兩種極端的意見，但是總體上來講，北大給人的印象還是好的。否則你不能設想每年有那么多的學生，夢寐以求地要考到北大。
正是由于北大在社會上處于風口浪尖的地位，總會有人要找你說事。人家要炒，每天都能找到這樣的機會。比如關于“博雅國際會議中心”，當時我正在外地出差，一打開電視，看到香港的一家媒體在辯論“北大該不該建五星級賓館”。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前提就不對，我們并沒有拿國家給的錢建賓館，而且那塊地本身就是開發(fā)用地，并不是北大的教學科研用地。當然，我們也很謹慎，聽取了大家的意見，把賓館的名字由“未名湖大酒店”改為“博雅國際會議中心”。
北大做決定也很難，被誤解的事情很多。好幾年前，有一份報紙講“許校長提出北大要取消研究生考試”，隨后就有人寫文章指出這“必然導致腐敗”。其實我并沒有講要立刻取消研究生考試。作為北大校長，做事講話必須非常謹慎，弄不好社會把你大大地炒一通，你沒那么多時間去應對。
不管怎么樣，只要我們老師和同學們大家很心齊，就沒有什么困難是克服不了的。北大有很多優(yōu)勢，但是也不是什么都好，不應該隱晦北大的問題和缺點，要不斷完善自我。魯迅先生講“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當然我們力爭搞得更好，力爭走得更快一點。我相信，只要國家繼續(xù)給北大穩(wěn)定的支持，北大還是很有希望的。人就是要追求最好的，卓越的，這一點北大人從來沒有改變。這點也使我有信心，北大未來一定可以進入世界一流大學。
問：今年新年，您的一首《隱形的翅膀》在網(wǎng)絡上流行，您有沒有覺得意外？
許：一開始我也挺納悶，這首歌并不是特意為新年準備的，我是從科學院的一位同事的小孩那里學來的。在北大新年晚會唱歌，我沒看做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我只希望在那種場合能與同學們一起，在一個輕松的環(huán)境里迎來一個新年。有網(wǎng)友講，北大培養(yǎng)了一個“五等歌手”，我可從來都沒想過要當一名歌手。我一輩子功課不及格的就是音樂，初中考五線譜，得了2分。但是我很喜歡聽音樂，古今中外的都喜歡。
南京大學的老校長是我老鄉(xiāng)。他跟我講，許校長，你一唱歌全國就轟動了，我在南京大學也唱了，怎么沒有人報道我呀？后來我也看了網(wǎng)上的一些評論，我想有一點，就是各個學校的同學們都希望自己的校長，希望院長、系主任能與同學們有更多的交流，關心他們。有位網(wǎng)友說，別說校長，連系主任都見不到。這反映了學校管理層的問題。
我喜歡北大的同學。我離任后在《致全校師生員工和海內(nèi)外校友的公開信》里第一段就感謝同學們在9年中給我的支持。我剛來的時候，有同學叫我“許爺爺”，我還不能接受，現(xiàn)在已經(jīng)習慣了。我覺得大學校長不應該是高高在上的，應該像一個“家長”。
問：您卸任之前到學生宿舍和大家道別，當時心里有什么感受？
許：那天，我遠遠地看到同學們夾道歡迎，手里拿著一張張紙。我也看不清楚是什么。后來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年級的學生拿著錄取通知書要我簽名。當時我也很感動，都給他們簽了名。走進樓道里，整個樓道和樓梯上都擠滿了學生。后來不知道哪個學生說，“我們唱個歌吧。”大家就一起唱《隱形的翅膀》。我很感動，我想這也是同學們真摯的感情。
卸任的那天，我把這些年一起合作過的校領導都請來了。當時韓啟德副委員長有一個即興講話說，許校長，你應該滿足了。作為一個校長，有那么多同學喜歡你，愛戴你，這是當校長最應該滿足的一點。的確，作為一個校長，這一點我感到非常欣慰。1999年底我剛來的時候，有人在網(wǎng)上說“北大又來了一個官僚”�，F(xiàn)在，我比較欣慰的是終于改變了同學們對我的印象。
問：您最敬佩的北大校長是誰，您覺得我們的教育應該怎樣改進？
許：我最欽佩的校長新中國成立前是蔡元培，新中國成立后的是馬寅初。在離任前的一個周末，我去蔡元培先生的塑像那里獻花，向他三鞠躬。我覺得，自己做了最大的努力，畢竟這9年我沒有偷懶。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按照蔡校長的要求做的，但也沒有都做到。他有一些理念和想法，在他當校長的時候也沒有完全做好。比如蔡校長講“德智體美”，現(xiàn)在說“素質(zhì)教育”，其實現(xiàn)在都還遠沒有做到。他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永遠是我們北大人的追求。
回過頭看，最早的教育理念是要培養(yǎng)一個完整的人，后來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社會比較功利了，教育逐漸偏離了原來的方向。不僅中國，整個國際上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也都是這樣。很多大學現(xiàn)在提倡要回歸到教育本意上，但隨著時代的變化，面對的事情不一樣，當你偏離了，想把它轉(zhuǎn)回來的時候，總是有各種各樣的阻力。所以，從這一點上講，教育的初衷還沒有完成，還要繼續(xù)努力。
|
